三个关于煎饼的故事

27岁的陶冶决定关掉自己在三里屯的煎饼店。
这家店刚开的时候，赶上北京新发地疫情，生意惨淡。
一天能卖二三十套已经算好的。

然而在不到半年内烧掉近80万元，还是有些匪夷所思。
这笔钱来自母亲的借款，他除了关门别无选择。



关掉煎饼店后的陶冶，跑到跳海酒吧喝酒，
自弹自唱《一生所爱》，暂时忘掉挫败感。
没有钱付账，又打电话给老妈，死缠烂打挤出了1000元买酒。

从此他把煎饼摊开在了酒吧门口，还收了个学医的女研究生做学徒，
人生似乎又开始支棱了起来。

在酒吧喝到半醉的年轻人，纷纷招呼着陶冶来一套煎饼，大呼好吃。

在深秋的北京清晨，黄叶映衬着蓝天，饼铛上葱花的香味，解除了一宿的醉意。
有了这些人的认可，朋克青年陶冶觉得这个煎饼还能摊下去。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杨乐，生活在西安，还不到30岁，日子过得不轻松。
他前几年欠了10万元网贷，利滚利加上去，不堪重负，女朋友也离他而去。
为了尽快还钱，他买了一个摊煎饼的机器，每天一大早踩着三轮去出摊。

摊煎饼的时候，他还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
希望当个煎饼网红，赚点平台的钱，这样慢慢也攒了4000多粉丝。
平台的钱未必好赚，但躲避城管则是需要掌握的实战技能。
猫捉老鼠的游戏，也成为了平台直播的一部分。



郁闷的时候，杨乐会跑到天台上对着沙袋打拳，吐一口恶气。
然后再跑回简陋的出租屋内，录一段煎饼的教学视频传到网上。

他一边摊煎饼，躲避着城管，一边梦想着当网红，换种活法。
不管怎样，钱是必须还的。
网贷吞噬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杨乐不打算低头。
这是一堵墙，墙后面是不可莫测的未来，他必须咬牙翻过去。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最新的网红打卡地——三亚后海村。

几年前，一群玩儿冲浪的嬉皮士发现了这里，逐渐汇聚成为了一个乌托邦社区。
白天冲浪，晚上喝酒蹦迪，隐匿在纸醉金迷的三亚外围，
若即若离，有点世外桃源的模样。
“烦死了大城市的生活”，是后海村年轻人的共识。

44岁的中年大叔峰哥，某天毫无征兆顿悟，停掉了北京的餐厅，留下来不走了。
峰哥是山东人，14岁到北京打工，他当过厨师，于是在村里摊煎饼。

傍晚他会约上一些朋友坐在海堤上喝啤酒聊天。

夹在比基尼、冲浪板、紧实的肌肉和旺盛的荷尔蒙中间，峰哥有点格格不入。
但就像对尴尬的感受，只要你不觉得，那就是别人的尴尬。



峰哥活得很自在，虽然日子比较窘迫，但用他老婆的话说：
“只要月月寄生活费，没毛病”。

摊煎饼之余，峰哥也抱着冲浪板，追逐着潮水的方向。

后海村的迅速蹿红，打破这里的宁静。
中产们厌倦了海棠湾豪华酒店，开车过来一探究竟，
网红们趋之若鹜地在海堤上直播收割流量。



没人知道峰哥还会在后海村待多久。
这里的人都是候鸟，也许在某夜喧嚣后，
便消失的干干净净，去寻找生命中下一个海滩。

但在他们离开前，还是想去峰哥的煎饼摊上再吃一口。

不管后海村是否会被消费浪潮吞噬，峰哥还是把这里当作了他未来的养老之处。


为什么是煎饼

现在煎饼已经不再是一种撑饱肚子的早餐，
,这种北方平民美食渐渐成为了一种网红符号，被年轻人热烈追捧。

即使在纽约街头，煎饼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名字“Jianbing”，而不必费劲的称做“pancake rolled with crispfritter”。

煎饼起源于天津，全称是“煎饼馃子”，由煎饼和“馃子”两种食物构成。
绿豆面打成糊，在圆饼铛上摊成薄薄的圆饼，打上鸡蛋合为一体。
“馃子”指的是棒槌油条，是煎饼填充物，也可以用薄脆代替，
在天津薄脆叫做馃箅。



按照煎饼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再加上葱花、芝麻、刷上各家配置的独门酱料，
两面烙熟，卷起来对折，两三分钟就做好“一套”街边美食。

绿豆面、鸡蛋、葱花、酱料在热饼铛上烘烙，激发出强烈的香气，
入口软嫩、酥脆，碳水、蛋白质俱全，好吃能扛饿。

其方便快捷，物美价廉，是打工人的良心美食，也是国民“三明治”。



改良的煎饼则是五花八门，包容性极强。
黄豆面、黑豆面、各色杂粮面均可，酱肉、培根、鲍鱼、生菜都能卷起来；
几块钱到几十块钱都能卖。煎饼也成为了一种创意十足的街头美食。




现在煎饼已经不再是一种撑饱肚子的早餐。

三里屯的潮店中有它，
酒吧散场后氤氲的路灯下有它，
横店影视城深夜的宵夜它最受欢迎。。。。。。

北京的煎饼节已经热热闹闹的搞了两届，
那些纹着花臂的潮流青年把煎饼作为“土酷”的生活方式，对抗这个过度消费化的世界。



问题是，煎饼在今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它寄托了怎样的精神需求？
为什么会成街头文化的符号？

为什么是煎饼？
而不是油条、小笼包、热干面、肠粉、虾饺、瘦身沙拉？

煎饼的存在主义

我们试图在开头所讲的几个故事中寻找线索。

山穷水尽的陶冶跑回天津向母亲求援，母亲说：
“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你这煎饼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奶奶盼他早点回来，找个靠谱的事干，结婚生孩子。
有钱没钱没关系，她许诺把爷爷的工资卡给他用。

陶冶在家碰壁后独自回北京，在跳海酒吧门口重新开张，依旧梦想着把最地道的天津味道发扬光大。



杨乐取出辛辛苦苦攒的1万元存款，找一位朋友还钱。
在饭桌上，他把这钱紧紧攥在手里，喝了酒后感慨万千。

圣诞节前，他带了一个红苹果去看望在工地上干活的母亲，
商量着今年底就能把钱还完就上岸，明年再买一辆车好谈恋爱，
“人生就是欠钱，欠完这个欠那个，永远还不完”。



身边的一些朋友陆续离开了后海村，但峰哥没有走。
虽然在后海村只是勉强维生，但北京也赚不到钱。

他喜欢后海村，在这里人可以不被评价，在沙滩上可以躺一天，
他感到自己很年轻。

来这里的年轻人都说，“大城市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伤害感”。



更深层次问题来了，他们做煎饼的目的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陶冶并非对煎饼有深厚的执念，他只是不想再回到上一代人所设定的轨道中去，
煎饼是他证明自己并保持特立独行的途径。

换句话说，在酒吧门口摆摊还是开一家离经叛道的煎饼店，
都是他存在的方式，是他活成自己的方法。



杨乐是靠煎饼“上岸”了，但他并没有成为摊煎饼的网红。
去年底，他不仅还完了钱，还用6万元全款买了辆桑塔纳。
他说找个女朋和他一起摊煎饼，搞个品牌出来。
可这事听着完全不靠谱。

在后海村，煎饼也许只是峰哥隐居的一个借口。
假如他不是来冲浪的，那么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是来摊煎饼的——
这似乎听起来是个正经事，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每个匆忙的清晨或不愿睡去的深夜，我们在街头咬下一口热气腾腾的煎饼，
感到有力气去开启下一场“Battle”。

对某些做煎饼的人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煎饼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存在的空间，是人生的一个避风港，
在其中证明自己，也慰藉自己。

而煎饼的本身的便捷性、包容性让它可以承载各种可能。

天津人坚信唯有绿豆面才能存放煎饼的灵魂，
而花臂青年们则认为天下之大，都可卷入其中。

几乎每个人稍加训练就能上手，不需要店面，也不需要锅碗瓢盆的配置。
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创新，也随时可以跑路。

更重要的是，它很便宜。

当我们身处一个被消费和“996”不断侵占的时代，
廉价的煎饼却给予我们广阔的发挥空间，得以安放身心。

你不必活得像父辈说的那样，你需要找个事做，
但未必要硬抗人生，可以“卷”，也可以不“卷”。

好多事不容易，摊开了就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