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在中国经济放缓，外资流入放缓的背景下，此举被认为是在稳住外资对中国的预期。

参与会见的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等。

其中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的黑石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资管集团之一。苏世民与中国渊源颇深，他捐资1亿美元在中国设立苏世民学者项目奖金，培养“未来领袖”，其后他又捐资在清华大学设立苏世民书院。经常出现在中国领导的会见活动中。

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青年官员都会送到该学院培训，一度被称为“中国高官训练营”。

艾利森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还曾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他还是“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近年来这一概念被用于形容“中美对峙”为未来。据中国官媒报道，此次会见中，他向习近平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中国：稳住外资

习近平对美国工商界代表的“喊话”——

“（中国）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

“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这些试图稳住外资的表态背后，是疫情三年外商在中国的“苦日子”。无论是外企利润，还是对华直接投资，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萎缩。

而且在中美对峙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企业在华也被另眼相待——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发布的《2023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该比例在消费行业更高达56%。

一时间，外资看空中国，“中国经济见顶”的看法甚嚣尘上。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向BBC中文表示，“外资大幅流出中国的说法，不是很确切，从数据来看，更准确的说法是，流入中国的外资大幅降低。”

汪涛所说的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2023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负债方，又称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330亿美元。虽然外资还是净流入，但额度大幅下降，继2022年同比下降47.6%后再降81.7%，净流入规模降至1994年以来最低。

汪涛分析，如果仔细分析，流入中国的外资的三大部分里：流入中国的新投资，下降并不明显；但是外资留存的利润经过三年疫情的困难，下降很明显；还有就是私募（PE）通过借贷投资中国，海外的资金成本非常高，所以谁也不会想借美元投资中国，这个很不划算。

“政府现在出台措施，便利外商到中国去，搞好营商环境，都有利于稳住外商。”汪涛提醒，包括现在的全球去风险，以及产业链的转移，包括科技限制，对于投资等行业，想要规避风险。

“这在短时间难以改变，中国自己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这两年外资应该会有回升，但是，也可能回升不到以前那么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提到“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这让外界对迟迟未见踪影的中共“三中全会”，更为瞩目。

按照中共党章，全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政治传统，每次党代会后要进行七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次全会也有不同的任务。其中，历届“三中全会”往往聚焦经济问题，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经常在此时出台，因此较受关注。

但“三中全会”迟迟未开，有观点认为，可能在酝酿更为大幅的改革方案。

外资：稳住中国

站在外资的角度，疫情后，美国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多次在中国受到超规格接待，除此次苏世民等人外，去年还有马斯克、盖茨等都得以与习近平会面。

而美国部长级高官来访，比如去年8月到访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则不一定能见到习近平。

外资也乐于到中国访问。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李成接受了BBC中文的采访，他曾经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在任近十年，去年到香港大学建立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李成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于G7的总和。如果放在全球的角度来说，即便中国经济放缓，还是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

“我们看到全球很多地区麻烦不断，比如中东（巴以问题）、欧洲（俄乌战争）、北美（大选），‘全球南方’的日子也不好过，这种状况下，你不会想看到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国）也出问题。”李成认为，对于外资而言，体量巨大，增长可观的中国，依然是全球化版图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所以欧美国家更倾向于‘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实际上，中国也在“去风险”。

2020年7月，中国也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说法刚提出时，从媒体到舆论，多以“内循环”来概括。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的战略重心将转向本地需求和技术发展。

当时就有观点提出，是在降低对外经济依赖性，以便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台海战争”，面对欧美日的经济制裁，保持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俄乌战争爆发后，这种观点更加甚嚣尘上。

李成也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到国与国对立的三个原因：贪婪、荣耀、恐惧。而中美关系螺旋式恶性下滑的关键就是恐惧，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的恐惧更不会轻易消失，很多专家判断中美关系的改善可能需要十年或更久。

李成认为，这样下去就是两套全球化，背后是两套供应链、两套贸易网、两套货币体系、两套数据系统，真的是国际社会所乐见的吗？还说两边共同努力，为多边全球化带来一个新面貌。

本次会面中，习近平也向美方代表谈及两国关系，他表示，“这几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也遭遇过严峻挑战，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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